在刑事司法领域中，“现行犯”是一个具有特定法律内涵的概念。根据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，现行犯是指正在实施犯罪或者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犯罪嫌疑人。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犯罪行为的“现行性”，即犯罪行为正在进行或刚刚结束，犯罪嫌疑人与犯罪现场、犯罪证据之间存在紧密的时间与空间联系。法律对现行犯设定了区别于一般犯罪嫌疑人的紧急处置程序，其背后体现了控制犯罪、保全证据、维护社会秩序紧迫性的立法考量。
认定现行犯的关键在于对“即时被发觉”的理解。司法实践中，“即时”并非一个绝对的时间点，而是一个合理的、连续的时间段。判断标准需结合具体案情，综合考量从犯罪行为结束到犯罪嫌疑人被发觉之间的时间间隔、地点变化、证据状态以及发觉主体的连续性认知等因素。例如，犯罪嫌疑人抢劫后逃离现场，但在十分钟内于数公里外被被害人指认并抓获，通常仍可认定为现行犯。反之，若犯罪已过去数日，即便依据确凿证据抓获，也不属于现行犯范畴。这种认定直接关联到公民扭送权的行使，任何公民对于现行犯都可以立即扭送至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处理。
从程序法视角看，现行犯制度构成了强制措施体系中的特殊一环。对于现行犯，公安机关可以先行拘留，无需事先办理拘留证，这体现了程序上的紧迫性优先原则。这种紧急处置权必须严格遵循比例原则，不得滥用。司法机关在后续审查中，必须对“现行性”进行实质判断，防止以“现行犯”为名规避正常的立案侦查程序，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。实践中，对于在公共场所实施盗窃、抢劫、打架斗殴等行为，被当场制止或抓获的，认定为现行犯争议较小。但对于某些犯罪行为隐蔽、发觉过程存在时间差的案件，则需要审慎判断。
现行犯的认定亦深刻影响着证据的收集与固定。由于现行犯被发现时，犯罪痕迹、物证、证人证言等往往处于新鲜状态，这为侦查机关快速、全面地收集证据提供了有利条件。现场抓获的过程本身，包括嫌疑人的反应、随身物品、身体痕迹等，都可能成为重要的直接或间接证据。法律赋予的紧急处置权也伴随着规范取证的义务，要求执法人员在控制嫌疑人的同时，注意保护现场、及时固定证据，确保后续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现行犯制度在高效打击犯罪的同时，也潜藏着权力误用与侵犯人权的风险。例如，对“即时被发觉”的扩大解释可能导致非法拘禁；在公众扭送过程中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暴力冲突。必须通过完善的司法审查与权利救济机制进行制衡。公安机关对于公民扭送或自行拘留的现行犯，应当迅速进行讯问和审查，不符合拘留条件的必须立即释放。检察机关应加强对拘留合法性的监督，确保紧急权力的行使始终在法治轨道上。
现行犯作为连接实体犯罪与诉讼程序的一个动态概念，其认定与实践是刑事司法效率与公正价值平衡的缩影。它要求司法人员在具体案件中准确把握法律要义，既要不失时机地惩治犯罪，维护社会安宁，又要恪守程序正义，筑牢人权保障的防线。在法治不断进步的今天，对现行犯制度的精细把握与正确适用，正是检验司法智慧与执法水平的重要标尺。